当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5年内取消农业税”时，会场上掌声雷鸣。全国政协委员甘宇平激动地说：“这就是民心，这就是民意，这就是民愿。”
早在去年，浙江、厦门等沿海地区已陆续减征和免征农业税。今年伊始，从山东省的章丘市到陕西省的延安市，以及北京、杭州等地，纷纷宣布对农业税实行减免。
还是在今年的“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除了高度赞誉中央政府取消农业税的举措外，也表示了他们的担心。
分析已经宣布取消农业税的部分地方的经济实力后，全国政协委员王翔说，在这些地方，农业税在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不在乎那么几个小钱”，取消就取消了。而在中西部地区，总体上经济不发达，农业税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取消起来很困难，特别是有的县、乡镇政府冗员严重，行政开支赤字长期存在。在这种背景下，让他们放弃农业税这块“肥肉”，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农民减负的根本在于减官，而这恰恰是取消农业税后，我国各级政府必须直面和想办法解决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的说法更直接。
他说，取消农业税，中央和省级政府会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一般不会对基层工作产生太大影响。但要把这项改革搞彻底，必须精简县乡机构。
任玉岭长期从事农村工作研究。他认为，当前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原因是官多。行政机构的无限膨胀，财政供养人员的无限增长，不仅“吃掉”了农村改革的众多成果，而且给推进农村改革设置了障碍阻力。
据了解，1979年，我国在编机关干部279万人，1989年扩大到543万人，1997年党政干部总数达到800多万人。权威人士估计，全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干部(不包括教师)，就高达1316.2万人。
我国历代民与官的比例是，西汉7945∶1，唐朝2927∶1，清朝末年911∶1。近10年来，民官比例已经缩到40∶1。例如，湖北襄阳县1993年全县财政供养人口为16667人，2000年达到34699人，7年时间增长了1倍多。
任玉岭说，世界上很多国家只有三级政府，而我国是五级政府，即中央、省、市、县、乡，体制之复杂、机构之臃肿世界罕见。
他举例说，有一个30万人口的小县，财政供养人数高达1万多人，通过乱收费供养人数达5000多人。到了乡里，除了中央的外交部没有对口单位，其余是应有尽有。一般说七站八所，其实比七站八所还要多。什么农机站、水利站、城建站、计生站、文化站、林业站、广播站、土管所、财政所、派出所、工商所、邮政所、供电所、司法所、信用社、法庭等等。一个乡财政供养人数高达三四百人，最多的到了1000人。“这么多人，要吃要喝要盖办公楼、住宅楼等。他们中的有些人要吃要喝不能满足时，就要乱收费。只要有这么多的人存在，‘三乱’就不可避免。”任玉岭说。
他认为，中央下决心在5年内取消农业税的同时，要认真研究并采取措施，解决县乡甚至是村一级机构臃肿的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何秉孟也建议，取消农业税后，县、乡、村干部繁重的征税工作基本解除，应趁此机会，大幅度裁减县、乡、村机构和干部，从根本上为县乡财政解困。在这三级机构和干部裁减之前，中央和省级财政应拿出相应的转移支付，以弥补相应缺口。
除了精简乡村两级机构外，一些代表委员还建议，减轻农民负担和缓解农村基层财政面临的窘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需要采取同步措施。王翔委员说，根据有关专家论证，最有效的办法是恢复酒类专卖，收取税费，增加财政收入来弥补取消农业税的缺差。
他说，世界上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大都实行酒类专卖，而我国却没有实行类似制度，每年因此“流失”的财政资金约在700亿元到800亿元之间。而去年我国农业税总共才338亿元，两者相抵，财政每年还能多增收300多亿元。
他还提到，在改革税制的同时，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税费、集资行为的监管力度，该禁止的坚决禁止。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说，现在还征收农业税的国家，世界上只有中国、越南等四五个国家。如果免征农业税，完全可以用恢复酒类专卖所增加的财源，来弥补这一缺口。(万兴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