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3日的《安徽日报》刊登了这样一封读者来信“建议取消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考核”。读后，笔者感受颇深，尤其是文中提到的“不少地方现在的农民纯收入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缺乏依据的虚假数字，根据不是统计出来的，而是层层报上来的。用它来考核干部政绩，就往往会闹出‘说了多少谎，得了多少奖’的笑话”的论述更是让人在震惊之余又不免多了几多忧虑和思考。
前段时间，笔者根据工作的需要，参加了当地计划生育专项清理整顿突击行动，活动未开始之前，根据各个乡镇的自我检查和汇报，几乎所有的计划生育合格率全部达标，没有任何空白点和漏洞。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执意谢绝乡(镇)村干部的“陪同”后，自己深入到村组一线，进行面上的普查和重点的抽查后，却发现了问题的严重性，80%以上的乡镇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超生、躲胎、漏档、漏报等违规现象，甚至有不少党员干部也成为计生工作的“黑头户”和眼皮底下的“灯下黑”，而个别问题暴露的特别严重的乡镇，居然还是上一年度全市计划生育工作的先进乡镇，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匪夷所思：如此“落后”的先进是从何而来？如此脸不红，心不跳，耳不热的说谎，竟能获得堂而皇之的表彰。看来，过去，我们自以为完善的工作考核体系，真是有其巨大的弊端。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说谎“浮夸”风也曾横行一时。其结果，在为了给自己的脸上贴金的“争金夺银”的狂热过后，留下的便是巨大的伤痛和无尽的悔恨。应该说，改革开放之后，在“实事求是”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执政标准和要求的指引下，我们对工作的评核标准和各级干部的工作作风也逐步走向了成熟和稳健。但是，在许多地方，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对干部工作业绩的考核，仍然简单地停留在听取工作汇报和征求很小一部分范围内的人意见的基础上，干部的升迁和奖惩往往是由上级组织部门和领导同志个人说了算，在个别地方，“说了多少谎=得了多少奖”反而成了一个奇怪的等式。而真正的群众意见却得不到应有的认识和尊重，真相被掩盖，丑陋得到了粉饰。安徽巨贪王怀忠，在为政阜阳时，造假可谓到了极致，有一年阜阳市上报的财政收入竟达400多亿，而在涡阳县则出现了纳税人为秦始皇、克林顿、叶利钦等古今中外政要名人的假纳税发票。一个在王怀忠“身边”的县委书记说，王书记一次酒后让他附耳过去，说了“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我(领导)看到政绩”。虚假的政绩为王怀忠带来了巨大的好处，王怀忠的官越做越大，而且升迁的速度相当惊人。当上市委书记仅三年之后又一下成为安徽省的副省长，平均两年多升一次官。只可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卿卿性命。这位将“谎言”说得天花乱坠的王副省长最后还是落了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以人为本”和“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全新执政理念，刚刚结束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更是提出了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具体要求。这既是一项深谋远虑的历史决策，又是一项重大紧迫的战略任务。我想，只有我们按照中央的要求，彻底改变对领导干部政绩的考核体系和考核标准，真正把发言权和任命权交给群众，才能做到名副其实的“公平、公正、公开”，才能使“说了多少谎=得了多少奖”的怪状从源头上得到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