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统计说，我国公职人员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它不但表现在不同行业人员的收入上，即使同是国家公务员，收入差距也在明显扩大。如今同一地区同一级别公务员，本应有相似的收入，而所以往往有很悬殊的差异，则是由于制度外的“灰色收入”不同形成的。“灰色收入”形形色色，名目繁多，有的是单位以津贴、补助名义发放的，有的则是个人“利用工作之便”谋取的。一些单位与个人在这方面足动脑筋，以权谋私，大打擦边球，不断扩大“灰色收入”，以至有些人的“灰色收入”几倍乃至十几倍的高于其工资的“白色收入”。所以，有些官员工资收入看来不高，但实际生活水平却可以豪华奢侈得惊人。他们“工资基本不动”，一切开支不但可以以“工作”的名义向公家报销，而且可以变换各种名义将国家钱财变为自己的“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在官场上是古已有之。因而历史上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如果官员不“清”，再加以贪赃枉法，那就更不知有多少“雪花银”进账了。
然而，对社会主义时代的官场来说，则是一定要“清”的。今天的官员，时时刻刻都应该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廉洁奉公，决不可以权谋私，对非分之财要真正做到“一毫不取”。不过，旧时代的传统与影响并非一下子就能消除，加之现在的社会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许多法规不健全甚至还未来得及建立，以至“阴魂不散”，各种“灰色收入”仍大行其道。一些掌握审批权和罚没权的政府机构，利用这些权力乱捞好处以自肥，以至这些机构被人称为“油水衙门”，内中官员的收入自然就要高于那些被看作是“清水衙门”里的官员了。其中许多就是由“红包”来的。由此可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与打着“人情”幌子的“红包”之类的“灰色收入”，虽然黑白相间，不完全等同于贪赃枉法的“黑色收入”，但它的“白”是为了掩护“黑”，底色是属于“黑”的。这些“收入”都是靠权力谋得的不义之财，本质上都是一种权力寻租。党与政府要求我们的官员清廉自守，在打击“黑色收入”的同时，也积极地治理“灰色收入”，对收受“红包”以及乱收费之类的不正之风，一直作为反腐败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要坚持这一斗争。
在“灰色收入”中，还有一点“于今犹烈”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职务消费”。现在一些单位一些人把职务消费变成个人消费，把公家钱财以“职务消费”之名变成个人工资外的“灰色收入”。别的不说，单看公车消费，内中就有巨大的黑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只有副部级以上干部才有资格乘坐专用小汽车，其他干部只能根据工作需要，与其他人共同使用单位公务用车。后来，用车范围不断扩大，现在连不少乡镇干部也有了专用坐骑。实际上，这样的扩大专车使用范围，并无权威性规定，许多情况是一些权力部门滥用行政权力的结果，从而形成一种“潜规则”。
现在，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公车改革已经起步。这是好的。但如何改革，也大有讲究。一些地方的改革做法，是在一定干部范围内取消专用公车，改发“车贴”，按干部职级高低给予不同的数额，多的每月可拿到数千元，高于本人的基本工资。这引起了群众的置疑：“每天一百多元的车费，是不是每天都要跑长途？”
显然，这个“车贴”名义上是支付公务需要的车费，实际上是部分或大部分转化为个人收入。这样，原来灰色的“公车私用”，公然改成了“公款私用”，反而将“私用”漂“白”了，获得了合法的“白色”身份。这样的车改，尽管如改革者所说，减少了公车用费的总额，但它非但没有消除“潜规则”中的“灰色”成份，反而将“灰色”东西合法化，这是不可取的。要知道，现在每年4000多亿的公车消费，与实际需要比较起来，内中的水分太多太多了。成功的改革，是要既保证官员的公务用车需要 又要彻底挤掉原有的水分。稍稍挤掉一些水分，作为改革成果宣扬，然后在其掩饰下将留下的更多水分化为官员个人的收入，这样损公利私的做法，有违改革的本意，也与反腐败精神南辕北辙。官员职务用车乃至应酬、通讯、考察等公费使用办法的改革，其费用的标准，都应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实际需要而定，切不可大手大脚，将官员原本在这些方面的“灰色收入”借此一一洗“白”，成为名正言顺的合法收入。如此则会进一步扩大不同人群间的不正常的收入差距，引发群众更多的非议，这样的改革似乎滑向了歧路，难于说是成功的。 （《群言》2005年第2期 江曾培）